正如開篇的訴說，蘇丹電影的死是非正常死亡，伴隨著革命的死亡。那個塵封的“革命電影院”成為了“革命”和“電影院”不斷發(fā)生象征交換的空間，革命停止了電影化，電影也停止了作為革命的社會角色，在這個國家的后89情境中，革命和電影同時缺位了。幾個攜帶社會主義時期電影技能老人試圖放映電影的努力，也是記憶和革命-電影院的“再地域化”的過程，但它是如此困難，不但被專斷的權(quán)力所鉗制，也被更多的汽車（發(fā)達國家的二手車），更密集的宣禮塔（巴希爾的伊斯蘭主義），傾銷的印度盜版電影所干擾。也是意識到這點，主演們多次“扮演”，讓紀錄片有了非自然主義的超媒介素質(zhì)。很想看看去年政變后是什么情況，只看到一條有關(guān)的新聞說，年輕導演開始重新拍電影了。想起片名布萊希特詩的下半闕：當人終于可以幫助人的時代來臨，請帶著寬容想起我們。